为了避免员工迟到，国内的很多企业一般会采取罚款的办法解决问题。迟到一次罚款10元，每月迟到超过三次，按旷工一天计算等等。员工迟到就罚款，这在德国的企业是绝对不允许的。
在德国的企业，如果一个员工迟到了，部门经理一定会找这个员工谈话。第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迟到?第二个问题：你住在哪儿?第三个问题：你乘坐哪几种交通工具上班?第四个问题：从你家到单位通常要走多长时间，可能会碰到哪些异常情况?比如正常可能要走半个小时，那么遇到堵车、下雨、下雪等情况需要多长时间。了解完情况，部门主管会帮你制订一套正确的上班的解决方案，告诉你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几点出门，在异常情况下应该几点出门，遇到特殊情况应该怎么办。这样跟员工谈完了以后，他至少知道怎么做才能避免迟到。这是第一次。
第二次，员工迟到了以后，分管老总会找他谈话。谈话的第一个问题：你知道从你家到公司有几种出行方案吗?第二个问题：你知道怎么做才能避免迟到吗?员工说知道，分管老总就会问第三个问题：“那你今天为什么迟到?是有什么特殊情况，还是你自己的原因?如果有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完善，如果是你自己的原因，我提出警告。”
通过这两次谈话，方法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。大家记住，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先解决方法问题。管理者要了解问题，然后和员工一起分析问题，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。
员工第三次迟到，人力资源部经理会跟他谈话。在知道如何避免迟到的基础上，一个员工每月迟到三次，一定是态度的问题。这个时候，人力资源部就会宣布制度：你已经迟到三次了，我们对你提出警告。
制度是怎么形成的?有了方法，制度才有用，才能形成正确的管理。没有方法，只有制度，结果只能是胡乱管理。管理者不给员工提供方法，他会无所适从。这个时候他一犯错你就处罚他，他只能更加无所适从。所以，态度只有在方法具备以后才有价值。
你让远在深圳的员工马上行动，用五秒钟的时间跑到北京开会，他肯定办不到。这就是一个方法问题，而非态度问题。你通知员工，50天后，公司在北京召开会议，希望大家准时参加。到时候，他要是不去，那肯定是态度问题。
所以说，制定一项制度，必须先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只有方法解决了，制度才能起到约束的作用。有方法，有制度，员工还是做不到，那就是态度问题。
员工第四次迟到以后，总经理会跟他谈。总经理会说：你的部门经理跟你谈过了，人力资源部经理也跟你谈过了，下一次迟到就请你离开这家公司。
这就是国外用管理的方法解决员工问题的实例：第一次是发现问题，提出方法。第二次是发现问题，完善方法。企业管理者首先要发现问题，提出方法。没有方法的处罚是没有价值的，没有方法的制度是没有意义的。处罚只有在态度上才有价值。第三次、第四次迟到，人力资源部经理出面谈的是态度，总经理谈的是制度。方法有了，态度验证了，制度明确了，员工再迟到，总经理就可以宣布：你可以走人了。所以说，总经理拥有制度的最终决定权。实际上，在通常情况下，一个员工有了四次迟到后的谈话一般不会出现第五次迟到的情形。
有人说，难道不会有特殊情况?如果有特殊情况，比如说今天下大雨坐不上车。这时候是应该请假的。请假和迟到是两个概念。所以第一次、第二次要把各种情况都想到。
管理做得到位的企业能够使员工不断进步，因为它会教给员工分析问题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员工坚持这个方法，不断端正态度，就能跟企业一起不断成长。这就叫借助管理指导员工成长，好的企业都是这样的。
讲到这里，我们总结一个问题，所谓的流程，所谓的制度都是在指导员工的过程中产生的，而且一定是通过层层的指导才不断明确的。所以，国外的管理能够使员工能得到每个层面管理者的支持和帮助。最后，即便员工离开了这家公司，他也一定是无怨无悔的。
有的企业，员工的能力得到提高了，为什么企业还会垮台?很可能是管理者没有授予员工相应的权利。他有能力，但是缺乏相应的资质和权利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，遇到事情只能不停地给领导打电话。这种情况下，管理者必须给员工相应的授权。员工有能力，又有权利，才能做好工作，才能不断进步。
从老板有创意，有指导，到员工有能力，有权利，这代表一个公司基本上成熟了。这个时候企业还会出现什么问题?
第一个问题就是管理者给员工的权利过大，最后无法控制了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控制过头了，企业内部产生了官僚主义。官僚主义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照章办事，反正企业有规定。不能办的，就拖拖拉拉，很难看到效果。
这个时候，管理者要和员工建立起合作关系，要和员工进行讨论：管理者该怎么做，员工才能既得到权利，又能得到控制，从而形成长期的良性合作关系。也就是说，管理者要学会控制权利，只有把握好放权的尺度，才能控制好企业的局面。
